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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发展史》由傅崇兰教授带领白晨曦、曹文明、黄志宏、李倩等四位博士耗时5年写完。全书近百万字，包括《引论中国城市史与中华文明》、《中国城市演变史》、《城市居住史》、《城市建筑史》、《城市广场史》等5部分。该书多角度、深层次地刻画中国五千年城市发展的宏伟壮观历程，提炼中国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个性，并就城市的社会本质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新的探索，对中西城市文化的演变、发展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梳理和比较研究，以期挖掘城市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文化个性。
不难发现，前人对中国城市演变史、建筑史、居住史、社会活动场所史有着各自分门别类的研究和著述，而这本《中国城市发展史》开辟先河，突破了传统城市史的写作框架，综合这四者来研究城市发展史。《中国城市发展史》中为何要将看起来没有联系的四者形成一个框架来研究中国城市发展历史？傅崇兰解释说，工业革命以后，现代化建设中确实非常重视城市的物质功能，但城市的本质被忽略。《雅典》中提出8个字：城市是“居住、工作、交通、休憩”，其非常重视使用科技来解决居住等问题，这样的文化内容却忽略了人；所以又有了《马丘比丘》，其强调人际关系、尊重人、教育人、养育人，却忽视了全世界不发达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又有了吴良镛起草的《北京》，强调区域发展，以及全世界民族发展、民族文化传统的弘扬，也争取了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就从这里来讲居住，城市的本质功能、城市的演变、城市建筑、城市居住包括我们的村落和民居，以及我们的活动场所，这都是最重要的，所以《中国城市发展史》将物质与文化结合，从这4个方面设立框架来研究。
耗时5年、写就这部近百万字的城市发展史，究竟是为了向读者传达什么思想？傅崇兰说，几千年中国城市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和艺术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真正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统和精华，城市是中华文明最集中的代表和结晶，经历几千年它能长盛不衰、一直传承延续下来，而且基本上是整体延续下来，这无论如何也说明我们中国城市文化具有优越性，经得起任何历史考验。但是上个世纪中一半的时间，我国处于动荡时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尔后又忙于建设，很少有人有时间系统地整理我国的城市发展历史，直到现在国人几乎对我国城市发展、民族文化依旧信心不足，鉴于此，傅崇兰认为需要写一部《中国城市发展史》，以此唤醒国人的自信心。城市发展必须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发展，离开历史和离开现实都不可能，所以应把二者协调起来，弘扬国家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能够使现代的建筑具有中国的特色，符合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和生产需要。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评价说，《中国城市发展史》把城市作为开放性课题来研究，把经济、社会科技、人文环境结合起来，大大开拓了城市的研究和视野，创造性地把城市历史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这部书不是就历史来讲历史、就城市论城市，而是通过城市演变、城市居住、城市建筑、城市广场四个方面，来考察中国城市发展轨迹，反映中国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和城市的文化，进而深刻剖析了中国城市的个性类型、文化基础和社会条件，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和思考。
城市学研究员陈光庭在最新出版的这部《中国城市发展史》序言中评价说，从城市学角度综合研究中国城市发展历史演变的专著仍然太少。《中国城市发展史》依据城市学基本理论开始了城市史研究的新途径和新方法的有益尝试，可以看做是一部“史论结合”的力作。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在该书首发式上也指出，《中国城市发展史》在“论”方面确实有很强的现实指向，如当今的建筑风格混乱，失去了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但在现实中它也遇到很多的矛盾，必须想出一个办法，在这几种逻辑中找到一种和谐的方式使大家信服，并达成共识。李培林希望这本书在修订时，能把这些矛盾、问题提炼出来，做一个很好的结论，使得这本书的价值进一步提高。
史论结合，就意味着结合不同的史料去分析，“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中国史学理论的研究中，有关城市史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种不健康的倾向，不加分析地、盲目地学习西方的理论方法，用西方理论的术语、概念来描述，将中国、城市等所有历史问题的研究纳入到西方的理论体系去思考我们的问题，却回答不了我们的问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原所长于沛指出，实际上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学传统，有自己的城市史研究成果，有足以和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城市史相媲美的作品。
因为傅崇兰有研究历史学的背景，在撰写《中国城市发展史》时，他选择将中国历史知识和现实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恰如其分地沿用了我国前人的城市史研究成果，将文献资料与现实调查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旁征博引，使这本书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能看到引述的文献、脚注的标志，其中引证了很多古代社会的文化理念和传统，如在写到夏商周三代城市居住选址，就引用了司马迁的《史记》和孔安国传、孔颖达疏的《尚书注疏》等文献。原始的历史文献将《中国城市发展史》印上了鲜明的中国符号，让城市发展史研究也走了一次中国风路线。
《中国城市发展史》一书不仅对比古今城市变化，也还进行了中西对比。如在“城市建筑史”一章中，就从中西文化的核心差异得出，中西传统建筑观分别表现为“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两种形式。在“城市广场史”这章中，分析了中西广场的“同归”和“殊途”，并借此指出了当代中国广场发展中的误区。傅崇兰说，现今中国处在世界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城市发展建设的世界趋同化、国际式非常突出，千城一面。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朱铁臻说，《中国城市发展史》采用了比较的方法，对中西文化的结合作了深刻评述。强调了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同时又要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达到取长补短，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当今，中国建筑文化现象是一座座西式建筑拔地而起，有些建筑物让人觉得不伦不类，如在国家大剧院竞标开始之际，竞标的国外建筑师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出善意的建议，中国建筑应该少些对西方风格的依赖，多注重中国传统建筑独存的风格。而我们究竟是否有必要让建筑文化与时俱进的同时还保存传统文化？白晨曦认为，一种文化，一种建筑形式能够经历数千年的历史而不衰亡，无论如何也说明它是极其优越和经得起任何冲击和考验的，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无比丰富的宝贵经验。中国传统建筑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同的特征，古老而具有坚强的生命力，代表着伟大、丰富、成熟和优越，但由于数千年都没有产生或根本性的突破和原则性的转变，它的进步显然也受到了限制。我们的建筑史更应该将中西古今的一切优秀的建筑思想，经过咀嚼、消化，吸收为自己的东西，再去进行新的创造，而不是简单的效仿或是抄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