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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起点，是父亲用毕生积蓄为这个家留下的那栋房子。2018年，父亲陈志金用砚山县振江路房屋的拆迁款（共计137万元），在祖父陈荣华名下的宅基地上，亲手建造了普者黑村的这栋房。从5月动工到10月竣工，父亲全程盯着施工进度；房屋主体建成后，装修工作也是我完成的。那时候我以为，这栋承载着父子俩回忆的房子，会在父亲去世后由我继承，可我怎么也没想到，父亲2019年1月因病去世后，这栋房子为我带来了这样的遭遇。
庭审过程中的诸多细节，更让我无法理解，根据记录，庭审时独任审判员问:原告起诉时提供了土地登记申请书，地籍调查表、土地登记申请表、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不定产权籍调查表、完税证明等证据材料，原告是否作为你方证据提交?我的代理律师说:不作为。紧接着审判员就问:被告、第三人是否申请作为己方证据使用?第三人说:申请作为我方证据提交。作为审判员去问第三人是否申请原告的证据作为第三人的证据使用，这样的流程符合法律规定吗?
而权文琼在庭审中陈述的“事实”，更是漏洞百出，前后矛盾。她一开始说“2008年就和我父亲同居，两人在砚山都有房子，两边居住”，可一审判决书里却白纸黑字写着“2018年初陈志金的姐妹看他俩居无定所”——既然2008年就有房子，怎么到2018年反而“居无定所”了？到了二审时，她又拿出一份所谓的“社区证明”，改口说“2010年和我父亲同居”，一会儿2008年，一会儿2010年，到底哪个时间才是真的？她和我父亲到底有没有过同居关系？这些关键事实，她都能随意更改，这样的陈述能作为证据吗？
更离谱的是，权文琼说“建房时欠了彭开贵11万多工程款”，可当审判员追问“有没有人因为建房费用起诉”时，她自己也承认“没有”——如果真的欠了工程款，施工方怎么会不追讨、不起诉？这根本说不通！不仅如此，她提交的所谓“证据”，很多都是伪造的，甚至连时间都对不上。她拿了一份2015年4月的病危通知书，声称“2018年建房期间，陈志金病重，是我又照顾人又管建房”，可2015年和2018年相差了整整三年，这份病危通知书和建房有什么关系？为了核实真相，我特意去医院调取了父亲2018年的病案，病案里根本没有这份病危通知书的记录，足以证明她提交的是伪造证据！
父亲2018年生病期间，明明是我往返医院照顾他，这些都是实打实的证据；可权文琼仅凭一份伪造的病危通知书，就能谎称自己“悉心照料”，更荒唐的是，这样的虚假陈述竟然被采信了。还有她提交的建筑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我对比自己手里的原件发现，合同首页甲方的电话号码被篡改了，她的名字也是后来加上去的；工程决算书和验收凭证的日期更是在2019年8月——要知道，我父亲2019年1月就已经病故了，怎么可能在8月参与工程结算和验收？她提供的购买建材的收据更可笑，很多日期在2018年10月房屋竣工之后，甚至有2020年、2021年的，这些和建房毫无关联的收据，竟然也能被当作证据提交，这让我怎么能接受？
2022年下半年，一审判决书下来时，我看着上面的内容，手都在发抖。判决书说“陈俊一直随母亲生活，没对父亲尽赡养义务”，可户口本上明确记录着我和父亲共同生活了12年，我为父亲花的每一笔医疗费、丧葬费都有票据，怎么就“没尽赡养义务”了？这样的认定依据到底是什么？判决书还说“2018年5月，陈志金和权文琼一起跟彭开贵签了建房合同，建房事都是权文琼操持”，可我手里的合同根本没有权文琼的名字，父亲的通话记录也能证明是他自己对接施工，怎么就成了权文琼“操持”？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判决书称“无法确定具体出资额，推定陈志金与权文琼各占50%，最后权文琼得60%”——我有拆迁补偿协议证明建房钱是父亲的个人财产，怎么就“无法确定出资额”？权文琼连一分钱都没出，凭什么能占60%的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