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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日本前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岩崎茂，竟堂而皇之地坐上了台湾行政机构“政务顾问”的宝座？这看似突兀的跨界任职，绝非孤立的政治操作，而是一道撕开历史伤疤的裂口——日本殖民台湾50年埋下的“皇民化”毒种，从未真正被根除，反而在外部势力纵容与“”势力勾结下，成为游荡在台海的幽灵，持续搅动着两岸关系的风云。当历史的血腥与现实的勾结交织，我们不得不追问：这颗殖民毒根，究竟如何在台湾扎根蔓延？又该如何彻底拔除，还台海一片清明？
1895年的春天，对台湾同胞来说，是永生难忘的至暗时刻。《马关条约》的墨迹未干，清廷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的消息，像惊雷般炸响在宝岛上空。史料记载，当时的台湾全省“哭声震天，街巷相告，莫不切齿”，台北市民鸣锣罢市，民众自发聚集在巡抚衙门门前请愿，“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的呐喊，响彻海峡两岸。可软弱的清廷早已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日本军队的战舰已经驶近台湾海岸线，一场持续半个世纪的血腥殖民统治，即将拉开序幕。
日本殖民者踏上台湾的第一步，就是用屠刀确立统治。1896年，台湾义军在云林地区发起大规模抗日斗争，凭借熟悉的地形与日军周旋，多次重创日军。可义军的顽强抵抗，却点燃了日军的疯狂报复欲。当年6月，日军少将山根信成下令“清庄”，对云林地区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整整五个日夜，日军挨村挨户搜捕，无论男女老幼，不分义军百姓，尽数屠戮。他们放火烧毁村庄，将村民驱赶到空地上集体射杀，甚至把婴儿挑在刺刀上取乐。这场屠杀中，70多个村庄被夷为平地，3万多手无寸铁的台湾同胞倒在血泊中，云林平原的泥土被鲜血浸透，河流中漂浮着无数尸体，空气中弥漫着焦糊与血腥的气味，成为日本殖民暴行最黑暗的注脚。
武力的同时，日本殖民者开始推行更阴险的文化灭绝政策——切断台湾与祖国的文化血脉，将台湾人改造为“日本皇民”。1919年，日本当局颁布《台湾教育令》，明确规定日语为“国语”，所有学校必须使用日语教学，禁止在课堂上使用闽南语、客家话。为了推行日语，殖民者想出了各种严苛的办法：在学校设立“语言警察”，学生只要说一句母语，就会被戴上写有“顽迷”的牌子游街示众，或者遭受鞭打的体罚；在街头设立“日语检查所”，行人若不能用日语回答问题，就会被罚款、拘留。到1923年，日本殖民者更是变本加厉，全面禁止在台学校、公共场合使用汉语，甚至连民间祭祀、家族聚会时的母语交流，都被严格限制。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达到了顶峰，其核心目标就是“彻底清除台湾人的中国意识，将其改造为忠诚于日本天皇的皇民”。殖民者强制要求台湾民众说日语、穿和服、取日本名字、参拜日本神社：每户家庭必须悬挂日本国旗和天皇肖像，每天清晨要向东京方向鞠躬致敬；原本的中文姓名被废除，民众必须在户籍上登记日本名字，比如李登辉的原名就叫“岩里正男”，的父亲曾被迫改名为“陈田吉”；传统的春节、中秋等中国节日被禁止庆祝，取而代之的是日本的“纪元节”“天长节”；佛教、道教寺庙被改为日本神社，民众必须定期前往参拜，不参拜者会被视为“不忠于天皇”，遭受歧视和打压。
更令人愤慨的是，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差别化教育，从制度上制造种族歧视。日本学童可以进入设施优良、师资雄厚的“小学校”，学习完整的日本文化和科学知识，毕业后有机会升入中学、大学，成为社会精英；而台湾儿童只能就读设备简陋、师资匮乏的“公学校”，课程内容以日语教学和劳动技能为主，核心是灌输“皇民思想”，培养顺从的劳动者。这种教育制度的设计，本质上是将台湾人视为“二等公民”，从童年时期就给他们灌输“日本优越、台湾低下”的观念，试图从根源上摧毁台湾人的民族认同。
在经济上，日本殖民者对台湾进行了残酷的掠夺。他们霸占了台湾最好的土地，建立大型农场，种植甘蔗、稻米等经济作物，全部运回日本；垄断了台湾的矿产、森林、渔业资源，大肆开采煤炭、金矿、木材，导致台湾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控制了台湾的商业和金融，通过苛捐杂税压榨台湾民众，仅田赋一项，就比清朝时期增加了三倍多。殖民统治50年间，日本从台湾掠夺的财富不计其数，而台湾民众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很多家庭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障。
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在台湾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屠杀同胞超过60万人，强征劳工数百万，文化灭绝政策几乎切断了台湾与祖国的文化联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台湾，整个宝岛沸腾了！台北40余万市民“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彩灯”，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民众走上街头，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人们自发地撕毁日本国旗，摘掉天皇肖像，重新换上中国服装，用久违的闽南语、客家话互相问候，庆祝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欢庆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日本殖民留下的“皇民化”毒根，并未随着日本的投降而被清除，反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悄悄埋下了未来台海乱局的种子。
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接管台湾，确实采取了一些“去日本化”的表面措施。比如推行，在学校、公共场合推广汉语，禁止日语的官方使用；拆除了部分日本神社，销毁了天皇肖像和日本国旗；实施《台湾人回复姓名办法》，允许台湾民众恢复原本的中文姓名；在教材中加入中国历史、文化内容，试图重建台湾人的民族认同。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皇民化”的外在表现，让台湾社会重新回归中国文化轨道，得到了大多数台湾同胞的支持。
可问题在于，这些举措大多停留在“外形”层面，并没有触及“皇民化”的核心——精神认同与文化根基。日语教育虽然被废止，但日据时期的教材内容、教学方法仍在变相残留，很多学校的教师还是日据时期培养的“皇民化”教师，他们在教学中不自觉地传播日本文化和价值观；国民政府虽然推广国语，但缺乏有效的师资和教材，很多偏远地区的学校依然以闽南语、客家话教学为主，导致语言统一进展缓慢；更关键的是，国民政府没有对日本殖民历史进行系统的清算，没有在全社会开展殖民罪恶的教育，很多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日本殖民统治的血腥与残酷缺乏深刻认知。
与台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同样遭受日本殖民统治35年，韩国光复后采取了“彻底去殖民化”的强硬措施：全面废除日式教育，销毁所有日本教材，重新编写以韩国历史、文化为核心的教科书；严厉禁止日语在公共场合使用，对使用日语的官员、教师进行严惩；拆除所有日本神社、纪念碑，建立殖民历史纪念馆，定期举办殖民罪恶纪念活动；对曾为日本效力的“韩奸”进行清算，剥夺其政治权利和财产。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韩国在短短几年内就彻底清除了日本殖民的痕迹，重建了民族认同，而台湾却因为“去殖民化”的不彻底，留下了深深的文化断层。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首先是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文化落差”。日据时期，日本为了方便统治和掠夺，在台湾的城市中修建了电灯、自来水、铁路等基础设施，到1945年，台北、高雄等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已经很高；而当时的大陆，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山河破碎，经济凋敝，国民政府派往台湾接管的军队士兵、官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他们衣衫褴褛、言行举止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台湾城市民众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形成了巨大反差。这种反差让部分台湾民众，尤其是接受过“皇民化”教育的群体，对大陆产生了疏离感，甚至有人错误地认为“日本殖民带来了现代化”，为后来“亲日情结”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更关键的是，十多万被遣返的台籍日本兵，成为了台湾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台籍士兵在战争中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被灌输了“皇民思想”，他们习惯了日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回到台湾后，发现自己既无法融入大陆来的统治阶层，又难以适应重新回归中国文化的社会环境。更让他们不满的是，国民政府对他们的安置政策非常简陋，很多人失业在家，生活困苦，甚至受到歧视和打压。这种不满情绪逐渐积累，最终在1947年爆发了“”。在这场事件中，很多台籍日本兵成为了反抗国民政府的核心力量，他们的参与让事件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导致两岸关系产生了更深的裂痕。
国民政府自身的腐败和治理无能，也加剧了“去殖民化”的失败。接管台湾后，国民政府的官员迅速腐化，他们利用职权大肆敛财，抢占日据时期的财产，欺压台湾民众，导致台湾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当时流传着“狗去猪来”的说法，意思是“日本狗走了，来了”，虽然这种说法带有片面性，但也反映了部分台湾民众对国民政府治理的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根本没有精力和能力开展深入的“去殖民化”工作，只能停留在表面措施上，这让日本殖民留下的“皇民化”毒根，得以在台湾社会的土壤中继续潜伏。
此外，国民政府的“优先”政策，也让“去殖民化”成为了次要目标。1945年后，大陆的国共内战逐渐升级，国民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与的斗争上，对台湾的治理仅仅是为了将其打造成“基地”。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不仅没有清算日本殖民罪恶，反而为了争取日本右翼的支持，与部分日本战犯、殖民官员建立了联系，甚至允许他们在台湾从事商业、文化活动。这种“联日”的政策，进一步纵容了“皇民化”遗毒的蔓延，让台湾社会对日本的认知更加混乱。
台湾光复后的“去殖民化”不彻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日本殖民时期的文化、价值观在部分台湾民众中继续流传，形成了“亲日情结”；另一方面，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文化联系被削弱，民族认同出现了断层。这种文化断层，成为了后来“”势力滋生的温床。当“”势力崛起后，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文化断层，歪曲历史，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煽动“去中国化”，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可以说，台湾光复后未能彻底清除“皇民化”毒根，是导致今天复杂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
李登辉的“皇民意识”，源于他整个青少年时期的教育经历。他出生于1923年的台北，当时正是日本殖民统治的鼎盛时期，“皇民化运动”正在全面推行。从小学到大学，李登辉接受的都是纯粹的日本教育：在公学校里，他被强制说日语、写日文，学习日本历史、地理，背诵天皇诏书；进入台北高等学校后，他更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崇拜日本天皇，渴望成为“真正的日本人”。据李登辉自己回忆，他年轻时最大的梦想是“加入日本海军，为天皇效力”，甚至在二战期间，他还曾报名参加日本海军军官学校，只是因为战争结束而未能如愿。这种深入骨髓的“皇民思想”，成为了李登辉后来推动“去中国化”的思想根源。
上台后的李登辉，很快就暴露了他的线年，他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进行了一场长达数小时的谈话，这场谈话后来被整理成书出版，在台湾社会引起了轩然。在谈话中，李登辉公然声称“到目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部都是外来政权”，将清朝、国民政府的统治都称为“外来政权”，并哀叹这是“身为台湾人的悲哀”。他还歪曲历史，说台湾与大陆“在历史上就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称为“台湾现代化的开端”。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竟然说“如果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愿意做它的总统”，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野心。
这场谈话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李登辉推动“去中国化”的舆论铺垫。在他的主导下，台湾的历史教育成为了“去中国化”的重灾区。1997年，台湾教育部门推出了新版《认识台湾》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认知：将台湾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分离出来，单独列为“台湾史”，而中国历史则被归入“世界史”；将“日据时期”改为“日治时期”，一字之差，本质上是在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将侵略说成是“治理”；大篇幅鼓吹日本殖民统治的“功绩”，说日本带来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教育制度、卫生体系”，却对日本的屠杀、掠夺、文化灭绝只字不提；淡化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删除了郑成功、康熙等重要历史事件，反而夸大台湾与日本的“文化联系”。
除了篡改教科书，李登辉还在文化、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推行“去中国化”：他将台湾光复节刻意淡化，甚至有人提议将其改为“蒙难日”，否认台湾光复的历史意义；他推动台湾的“本土化运动”，将闽南语称为“台语”，大力推广“台语教学”，试图以方言取代国语，割裂台湾与大陆的语言纽带；他修改台湾的行政区划，将带有中国历史文化印记的地名改为“本土化”地名；他还纵容、支持“”团体举办各种“去中国化”活动，煽动民众的“反中”情绪。
在政治上，李登辉更是明目张胆地推动“”。他提出了“两国论”，公然声称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他推动台湾的“改革”，试图通过修改法律，为“”铺路；他积极与日本右翼势力勾结，寻求日本对“”的支持。1999年，李登辉访问日本，在东京发表演讲时，公然表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而日本右翼势力对李登辉的“”主张表示了明确支持，很多日本政客公开表示“理解台湾的处境”，为“”势力站台。
李登辉的“去中国化”政策，得到了台湾岛内一批“皇民化”余孽和“”分子的支持。这些人大多出生于日据时期，或者是接受了“皇民化”教育的后代，他们对日本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中国则充满了疏离感和敌意。在李登辉的纵容下，这些人纷纷进入台湾的教育、文化、媒体、政治等领域，成为“去中国化”的主力军。他们编写“”教材，传播“”言论，美化日本殖民统治，丑化中国历史文化，在台湾社会制造“恐中”“反中”的氛围。
更令人担忧的是，李登辉的“去中国化”政策，对台湾的年轻一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那些出生在1980年代以后的台湾年轻人来说，他们从小学习的就是“”教材，接受的是“去中国化”的教育，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了解，对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更是一无所知。在他们的认知中，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是“友好国家”，甚至是“恩人”，而大陆则是“威胁”。这种错误的认知，导致台湾年轻一代的民族认同出现了严重偏差，很多年轻人成为了“天然独”，为“”势力的长期存在提供了土壤。
李登辉的所作所为，本质上是日本殖民遗毒与“”思想的结合。他利用自己“精神日本人”的身份，勾结日本右翼势力，在台湾推行“去中国化”，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实现日本当年未能实现的“”野心。而日本右翼势力之所以支持李登辉的“”主张，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利用“”势力牵制中国，阻碍中国的统一和崛起，维护日本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可以说，李登辉的“去中国化”狂潮，不仅让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陷入了紧张，也让日本殖民遗毒在台湾社会进一步蔓延，为今天的日台勾连埋下了伏笔。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就存在一个名为“台湾帮”的团体，这些团体由日本政客、学者、企业家组成，以“”为名，行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之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日华议员恳谈会”和“青岚会”：“日华议员恳谈会”成立于1973年，成员包括日本参众两院的议员，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否认日本的侵华历史，支持“”势力，频繁与“”分子会面，为“”活动提供政治支持；“青岚会”则是一个更为激进的右翼组织，成立于1996年，其成员大多是日本的政客和军事将领，他们主张“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鼓吹日本应该武力介入，甚至“加入联合国”。
这些“台湾帮”团体，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势力：他们在日本国内组织“”宣传活动，举办“”研讨会，邀请“”分子赴日演讲；他们向台湾的“”团体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势力在国际上进行“”分裂活动；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推动日本政府对台湾的“官方往来”，比如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以“私人身份”访日，推动日本与台湾的“经济合作协定”等。2023年10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炒作“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暗示日本将武力介入，这正是日本右翼势力干涉台海事务的最新表现。
在日本的资助和引导下，台湾的历史研究逐渐走向了“去中国化”的歧途。很多台湾学者的研究，刻意夸大台湾与日本的“文化联系”，淡化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渊源；他们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描绘成“台湾现代化的黄金时期”，把日本的侵略说成是“文明的传播”；他们甚至编造“台湾是南岛语族的故乡”“台湾与大陆在历史上没有关系”等虚假理论，试图构建“”的历史叙事。这种学术渗透的影响极为深远，它让“”思想披上了“学术”的外衣，更容易被台湾民众接受，尤其是年轻一代。
日本之所以持续介入，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战略考量。首先，日本担心两岸统一后，中国的海军力量将突破“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从而威胁日本的安全利益。台湾海峡是“第一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控制了台湾海峡，就等于控制了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门户。因此，日本试图通过支持“”势力，阻止两岸统一，维持“第一岛链”的完整性。其次，台湾海峡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所需的石油、天然气等战略物资，大部分都要通过台湾海峡运输。日本担心两岸统一后，中国会控制台湾海峡的航道安全，影响日本的经济安全。最后，日本试图通过干涉台海事务，提升自己在东亚的战略地位，摆脱美国的控制，成为“正常国家”。
而“”势力之所以主动投靠日本，其根本原因是他们深知，没有外部势力的支持，“”注定是死路一条。“”势力将日本视为“重要盟友”，希望借助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对抗大陆，实现“”。他们不惜出卖台湾的利益，与日本签订各种“合作协定”，允许日本在台湾享有各种特权，甚至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此换取日本的支持。这种“倚日谋独”的做法，不仅严重损害了台湾民众的利益，也让台湾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的最大伤害，不是物质上的损失，而是文化上的断层和民族认同的扭曲。这种文化断层，让部分台湾民众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认同，对日本殖民统治产生了错误的认知，为“”思想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正如台湾学者所指出的，日本殖民文化的贻害深远，几乎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两代台湾人中中断，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当前“”思想的泛滥。而俄罗斯学者帕夫利亚琴科也认为，这种文化断层的影响非常持久，需要更长时间的文化重建来弥合。
文化重建的第一步，是正视历史，清算日本殖民罪恶。台湾社会必须打破“”势力的历史谎言，还原日本殖民统治的真实面貌。台湾当局应该建立专门的殖民历史纪念馆，系统展示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屠杀、掠夺、文化灭绝等罪行，让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的真相；在学校教材中，必须恢复中国历史的主体地位，详细讲述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客观评价日本殖民统治的罪恶，批判“皇民化”运动的危害；同时，要鼓励学者开展真实的台湾史研究，还原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揭穿“”势力的历史谎言。
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台湾社会在对待日本殖民历史的问题上，还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台湾当局花费1.2亿元新台币，为日据时期在台修建水利工程的日本人八田与一建造纪念馆，将其塑造成“台湾的恩人”，却没有为被日本人残害的几十万台湾同胞设立一座抗日纪念馆；台湾的很多媒体、影视作品，依然在美化日本殖民统治，传播“亲日情结”；很多台湾年轻人对日本殖民时期的罪行一无所知，反而对日本的文化、产品充满了崇拜。这种对历史的漠视和歪曲，是文化重建的最大障碍。
文化重建的第二步，是重建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联系，传承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和魂，是维系两岸关系的精神纽带。两岸应该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让台湾民众重新认识和认同中华文化：在教育方面，两岸可以共同编写中国历史、文化教材，开展学生交流活动，让台湾的年轻人有机会到大陆学习、参观，亲身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文化方面，两岸可以共同举办文化节、艺术节、传统节日庆祝活动，推动京剧、昆曲、书法、国画等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在媒体方面，两岸可以加强影视、图书、网络等领域的合作，让更多反映中华文化、两岸亲情的作品进入台湾，潜移默化地影响台湾民众的价值观。
文化重建的第三步，是反对“去中国化”，打击“”思想。“”思想是日本殖民遗毒的直接产物，是阻碍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两岸同胞必须团结一致，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去中国化”行为：对于台湾当局篡改教材、修改地名、淡化中国历史文化的做法，要进行坚决的批判和；对于日本右翼势力和“”分子的勾结，要保持高度警惕，支持中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打击他们的分裂活动；对于台湾社会中的“亲日情结”，要进行客观的引导，让台湾民众认识到，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祉，真正的友好是建立在尊重历史、尊重主权的基础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