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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如：日本企业生存困境加剧是内外部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抗风险能力薄弱的中小企业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群体。一方面，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持续攀升。美国关税政策重创日本出口，日元汇率波动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严重挤压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日本国内通胀与劳动力短缺形成双重挤压。物价高企推升原材料、能源等成本，中小企业普遍面临“价格转嫁难”的困境，只能被动压缩利润；少子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持续萎缩，人手不足与成本上升成为企业破产的重要诱因，服务业受影响最为显著。
周永生：核心竞争力缺失是日本企业面临的一个根本性挑战。一方面，日本在汽车、家电等传统优势产业上竞争力下滑。例如，重点布局等离子电视而非更耐用、成本更低的液晶电视，导致电子产业相对衰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押注氢燃料，相较于国际主流的锂离子电池路线，存在成本高、基础设施不足、缺乏市场基础等短板，未形成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新兴领域发展相对滞后，未能培育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企业，驱动经济增长的创新动能不足。
李清如：企业“破产潮”折射出日本经济社会多重结构性矛盾，包括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短缺、经济活力减弱及内需市场低迷、产业创新动能不足、政府债务高企及政策空间受限等。这些因素将对日本就业市场、内需消费及产业链稳定性形成连锁冲击。中小企业吸纳日本大量劳动力，“破产潮”直接推高社会失业风险，加剧劳动力市场供需错配，低技能劳动者再就业难度上升；内需消费受失业预期与收入缩水影响持续疲软，叠加高物价挤压家庭购买力，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弱化；中小企业多为大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其破产易引发产业链局部断裂，叠加日元贬值与关税压力，将进一步削弱日本产业链的全球竞争力。
其一，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虽试图提振需求，却与日本央行的紧缩货币政策形成对冲，直接推高国债收益率，加剧金融市场波动风险，企业的借贷成本也随之明显增加。其二，政策本身存在逻辑矛盾，高市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中，11.7万亿日元用于物价补贴与民生保障，目的是缓解企业和居民的成本压力，但这类财政补贴反而可能进一步推高内需型通胀。其三，政府对部分“战略性”产业的大规模扶持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进一步扭曲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