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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发布题为《以发展型政府范式升级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宏观经济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经济仍具有巨大增长潜力，潜在消费需求的释放、高储蓄率水平、稳步提升的科技创新能力与高质量人力资源为经济的持续向好提供了坚实支撑。然而，当前经济运行存在堵点、卡点，增长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速持续走低、内需疲软、财政整体收缩、居民收入增速趋缓、固定资产投资下滑、民间投资乏力、房地产市场低迷、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回落。
报告强调，“十五五”时期为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亟需逆转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整体下行态势。打通深层次结构性堵点的关键，在于解决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于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这一核心问题。虽然，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和产业升级为核心目标的发展型政府1.0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政府机制与激励需随之进行改革，推动建设以“抓福利、促消费、惠民生”为主的福利型、服务型政府-即发展型政府2.0。
基于上述分析，报告认为发展型政府范式升级的具体改革方向是：第一，在解决地方财政的流动性困局与宏观循环梗阻方面，确立“现代公共金融”新理念，大规模发行国债置换地方债，重塑官员考核机制，优化央地机构设置，通过税制改革，构建“消费导向”的财政激励；第二，赋能地方政府从生产建设导向转为公共服务导向，设立人力资源发展委员会，设计合理的人力资源测评指标，增加政府“投资于人”的激励；第三，以维护居民财富稳定为目标，设立综合性统筹机构，对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和协调管理，短期出台贴息政策以扭转居民购房预期；第四，坚定不移发展人工智能，成立国家级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委员会，制定实施人工智能时代就业保障战略，以政策创新化解就业挑战；第五，成立国家级贸易平衡发展委员会，推动政府职能从促进出口转变为平衡发展国际贸易收支，协调多边和双边经贸关系，以全球化新引领者的姿态主动开放，推动从商品出口导向转变为对外投资驱动。
李稻葵随后对报告进行总结。他再次强调，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依然巨大，必须基于理性分析坚定信心，但同时也要正视当前面临的困难。他认为，应通过机制激励的设计实现政府转型，将政府职能从抓生产、抓投资为中心，转向促消费、惠民生。在具体路径上，他认为首先应突破部门分割，探索以委员会、办公室或领导小组等形式，建立跨部门的统筹协调机制，分别在人力资源发展、房地产发展、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以及国际贸易平衡发展四个关键领域形成系统性政策合力，以应对人口、资产、技术和外部环境的深层挑战；其次，房地产具有金融与民生双重属性，深刻影响着居民资产负债表和消费行为，因而有必要通过规模有限、期限明确的贴息等政策工具稳定房地产价格，缓解房地产对居民资产负债和消费信心的冲击。
李稻葵认为，市场经济并非自然秩序，而是一套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精心维护的复杂制度安排，政府既承担维护秩序的职责，其自身行为也必须受到约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研究院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发展作为自身重要的学术使命。研究院已注册成立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截至目前，已有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入学术委员会。并通过举办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创办英文期刊JGE，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高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近期，研究院又推出了中文专业刊物《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力求通过具备高可读性和高传播性的研究成果，推动学科建设发展。只有通过系统研究政府作为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逻辑及其激励约束，才能在国内外不确定性加大的环境下，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和高质量发展。
张斌指出，在逆周期政策持续发力的背景下，2026年经济体感将明显优于2025年，因而对宏观经济走势持乐观预期。针对备受关注的贸易顺差创新高现象，他认为其背后的深层逻辑不仅源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和进口替代效应，更反映了国内内需不足的周期性问题，及由此引发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低估。为破解“供强需弱”的矛盾，张斌强调，扩内需的核心在于激活市场力量，而非单纯依赖政府投资。他主张通过大幅降低实际利率作为关键方法，切实降低企业投资与居民购房的成本，从而改善收益预期，让微观主体的“账”能算得过来。张斌进一步指出，若政策利率能带动全社会广谱利率持续下行，并配合坚定的通胀目标承诺，将有效稳定社会预期并激活内需潜力。基于上述观点，他判断资产价格的逆转趋势开始出现，2026年的房地产市场表现值得期待。
秦虹认为，房地产市场全国层面难以出现明显的逆转态势。商品房销售面积2025年底负增长约8%，销售额负增长10%，要实现2026年正增长需反弹10%以上，难度很大。二手房市场同样面临挂牌量高位、供大于求的压力，逆转前景也不乐观。2025年全国房地产指标普遍负增长，唯一正增长的是代售面积。虽然市场整体低迷，但仍存在结构性亮点：中指院数据显示，全国100个城市新房价格指数12月环比和同比小幅正增长，主要源于少数高端项目销售火爆。这些项目带动价格微升，但交易量很小、非整体现象，更多是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需求，而非改善性刚需。
陆挺指出，2025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四季度数据恶化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房地产、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均出现全方位下降。消费受2024年7月至2025年5-6月“以旧换新”透支效应影响，12月汽车销量同比下降13%。预计2026年一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销售、价格及零售数据或继续承压。对于2026年资本市场，陆挺认为投资机构总体“基调乐观，但较2025年谨慎”。主因是全球多地股市大涨，基数抬高，中国股市虽有补涨成分，但上升幅度可能小于去年。中国过去三年面临负通胀、名义GDP增速低于实际增速、房地产拖累等特殊挑战，股市大幅上涨难度较大。关于黄金，由于发达国家高赤字新常态和地缘政治变化等因素影响，陆挺认为未来五年大跌可能性不高。人民币方面，他认为国际上常指人民币低估、顺差高，但过去几年实际有效汇率相对稳定，贬值压力更大。贸易顺差上升得益于制造业效率提升、能源结构变化及贸易条件改善。若强推升值，内需弱、负通胀背景下难以支撑，可能涨幅有限。国际资金流入A股/港股幅度不会很大。
达巍指出，当前世界正处于全球化受挫、民族主义兴起的关键转型期，委内瑞拉、格陵兰岛等热点事件的发生均符合这一趋势。美国2026年对外策略优先聚焦西半球及既有热点，大概率延续既有行动而非主动制造新麻烦。特朗普的行事核心是聚焦美国国内强大，而非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行事常突破传统约束，呈现强烈的自我意识，且委内瑞拉事件大概率显著增强了其自信。达巍强调，世界存在大量“未知的未知”，黑天鹅事件难以预判。除地缘政治外，技术领域亦潜藏风险。他认为，专家难以精准预判国际事件具体走向，仅能把握趋势。若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目标，2026年最大机遇在于中美关系有望趋于稳定。借助首脑峰会与谈判，中美经济关系或向贸易、投资再平衡方向发展。人工智能是两国竞争的关键领域，达巍相信这已成为双方共识。
他指出，目前美国以企业为主、堆砌算力规模的模式碰到困难，提升算力规模的收益显著下降，几乎所有AI企业均处于亏损，很快将不可持续。中国提倡以AI赋能各领域以提升效能，具备盈利能力后再进行投入，这一模式更加务实。目前的AI擅长数据和信息处理，但在物理交互上还有所欠缺。因此以信息处理为主的行业与AI结合较好，而物理交互较多的行业与AI结合相对较慢，但具有巨大潜力。他进一步指出，当下零散购置的算力难以产生效果，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券的形式满足算力需求，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魏少军指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正处于向自立自强迈进的关键阶段，尽管尚未彻底解决所有卡脖子问题，但中低端及部分高端领域已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外部封锁反而加速了国内供应链的重构与市场接纳。面对工艺制程的客观差距，魏少军提出以架构创新弥补工艺短板的战略路径，认为在摩尔定律放缓背景下，通过优化计算体系结构与软件设计，可在不依赖最先进工艺时实现同等性能。但他也坦言，智能手机芯片因对功耗和体积的极致要求，是目前唯一难以单纯靠架构创新完全弥补工艺代差的领域。
针对换道超车的论调，魏少军明确表示光计算、量子计算等新技术在未来二十年内难以在产业层面替代硅基半导体，硅基技术的主流地位为中国争取了追赶的时间窗口。展望未来，他认为“十五五”期间将是产业发展的决胜期，发展模式需从单点技术突破转向成体系的整体推进。他呼吁国内应用端应减少对英伟达等国外芯片的依赖，转而支持国产芯片，利用新型制优势，推动国产芯片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深度融合与系统级协同，确立中国在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结合自身长期在巴基斯坦的实地经验，莫天全强调，走出去的关键并不在于国家是否“贫穷”，而在于是否具备人口规模、市场潜力与基本稳定的政治环境，最重要的是选对区域和合作伙伴。他提出，海外投资需重点考量三类合作关系：政府间合作、企业间合作以及个人层面的信任与资金纽带-其中个人因素在实践中往往被低估。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最大的误区，在于忽视利益共享。若不在收益分配上让渡空间，就难以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合作关系，只能停留在短期贸易层面。在战略模式上，他对比了“多国铺开”与“单国深耕”两种路径，认为更可行的是选定一个具备足够体量的国家，在细分行业内做深做透，从而实现长期稳固的出海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