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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2025年成立的统合作战司令部统一指挥陆海空及新型作战力量，日本构建综合“海陆空天网电”六大维度的“跨域作战能力”，重点强化先发制人的立体性远程打击能力；军备建设聚焦高精尖领域比如无人化、信息化、智能化，加速太空、网络等“高边疆”军事化进程；军事部署进一步向“西南防线”倾斜，打造针对中国的“前沿威慑体系”，强化台海方向干预能力。同时，日美军事一体化持续深化，在联合指挥、情报共享、部队行动、军工产供链领域的融合程度加深。
从突破性看，相比安倍时代重点推进安保法制“革新”及政策解禁，日本现政府展现出政策解禁与能力突破并重的倾向：一方面，在政策解禁上更具激进性与冒险性，首次将“台湾有事”与集体自卫权挂钩，不仅公然挑战国际法理与一个中国原则，也极具突破性地将别国内政“纳入”本国安保法制政策中；另一方面，前所未有地扩大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业基础，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最大程度推进财政资源向军事资源转化，并使其集中投向高精尖、前沿化作战领域，较以往政府更具野心企图，也更具备进攻性态势。
从历史背景看，伴随国内右翼政治处于扩张期，日本日益沿着“再军事化”路线快速推进，开始呈现“新型军国主义”征兆。尽管与战前旧式军国主义具体形态有所区别，但当前日本的“再军事化”仍与历史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这明确体现为以强军扩武为国家核心议程，军工利益集团权势显著提升，现政府主导的“军工复合体”强势崛起，支持军扩及对外强硬的社会动员不断加强，极端民粹主义乃至“皇国思想”显著抬头。在战略规划、防务政策、军工基础及动员机制领域，日本正在推动系统化、进攻性的政策，且其思想理念及意识形态始终与战前军国主义存在难以切割的关系。由于历史原因，战后至今，日本从未对战前军国主义做充分清算，战前军部政治与战后右翼势力在人际关系、意识形态、利益诉求上一脉相承，导致其遗毒影响至今。这成为日本力图以实力主义、强硬手段，将周边国家作为“威胁来源”，实施军事对抗的重要原因。
【观察】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然而，日本政府近期在日本国会公然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联，暗示武力介入台海可能性。这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日本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场合明目张胆表达试图武装介入中国的野心，并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应共同坚守战后秩序历史与法理依据，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联合国》等国际法文件，重申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维护持久和平立场，牵制日本破坏“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行动。在地区层面，各方应坚持推动构建基于新型安全观，符合亚洲多元协商主义的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坚决反对日本“再军事化”及美日同盟强化带来的泛安全化、军事阵营对抗等负面影响。在国际上，推动和战教育，普及二战历史真相，发动各国民间和平力量，相互响应支持，共同维护历史正义，增强国际社会对历史修正主义及军国主义的警惕与批判。（本报记者 贾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