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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缓解联邦政府债务压力等目标，美国政府实施了以所谓“对等关税”为代表的多项关税措施。一是对全球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2025年4月，美国政府针对全球未特别列明的国家和地区统一征收10%的“对等关税”，对不同特定贸易伙伴加征11%至49%不等的“对等关税”。2025年7月，美国根据贸易谈判进程调整关税税率，形成10%、15%和15%以上三档的“对等关税”格局。二是针对关键行业商品加征关税。根据美国《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特朗普政府对铜、钢铝及其衍生产品加征50%关税，对汽车及其零部件加征25%关税，对木材、大型卡车、公交车及其零部件加征10%至25%关税。三是以芬太尼、边境管控等为由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以芬太尼、边境管控为由，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加征关税。以进口俄罗斯原油、巴西前总统遭起诉为由，分别对印度和巴西加征惩罚性关税。四是凭借关税筹码促成贸易协议达成。美国以降低关税为条件，分别与欧盟、日本、韩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多国达成贸易协议。上述贸易伙伴将履行加大对美国商品进口、降低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加大对美国投资、打击以美国为最终目的地的转口贸易等承诺。
与2018年第一任期相比，2025年以来，美国关税措施更具冲击力。美国对中国关税税率从原本约20%大幅提升，4月一度攀升至145%，谈判后虽明显回调，但仍维持在45%左右的较高水平。特朗普政府以双边贸易逆差为基础加征“对等关税”，这种基于单边意志的做法，动摇了多边贸易体系根基，将对全球经贸体系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出口目的地由美国转向其他低关税地区。加征关税使商品进入美国市场成本抬升，在美竞争力下降。这将拉低美国全球进口份额，加速美国与全球贸易体系脱钩。主要经济体积极实施出口多元化策略，非美经济体贸易联系日益密切。2025年1至10月，中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对美国出口分别同比减少17.7%、4.6%、5.0%，对非美地区出口分别同比增长9.3%、4.4%、4.1%。二是贸易体系重构推动全球投资格局调整。美国对全球加征差异性“对等关税”，并对“转口商品”统一加征40%关税。上述变化会驱动跨国企业将产业链布局从高成本区位转向低成本区位。预计未来几年跨境资本流动速度、经济体流向即将发生调整，成为重塑贸易格局的关键力量。三是全球贸易及产业链布局趋于碎片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自美国加征关税以来，全球贸易量整体稳定，但呈现订单变小、流量分散的新趋势。美国对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要求的商品免征“对等关税”，将加速北美供应链一体化进程，东盟、欧盟区域内供应链联系也将更趋紧密。
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根植于美国国会法定赋予的双重使命，即促进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随着时间推移与经济金融环境变化，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需要动态调整，为FOMC决策与市场沟通提供基本依据。相较于2020年第一次定期审查版本，2025年新修订的《共识声明》主要有四项调整。一是立足当前经济基本面，有效利率下限（ELB）不再成为关注焦点。美联储强调利率政策是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但必要时承诺采取全方位工具支持双重目标。二是摒弃通胀补偿策略，从“平均通胀目标制”回归“灵活通胀目标制”，强调长期通胀预期稳定的重要性。三是删除充分就业缺口表述，明确充分就业是在价格稳定前提下能持续实现的最高就业水平。充分就业水平无法直接衡量，就业指标有时会超过实时估算的充分就业水平，但不一定对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四是寻求平衡之道，当就业与通胀目标发生冲突时，美联储将采取更加平衡的方法促进双重目标实现，并充分考虑双重目标偏离程度及其回归目标水平所需时间。
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修订针对当前美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也反映了现阶段全球货币政策面临的共同挑战。新修订的《共识声明》被视为对2012年货币政策框架的延伸，反映了近5年经济环境的新变化。2025年，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处于宽松周期，但降息路径并不平坦，相较于“大通胀”和“大缓和”时期，面对的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美国通胀增速有所放缓，11月CPI同比增长2.7%，好于市场预期。但是，受关税争端、供应链调整、AI投资等因素影响，美国通胀回落路径仍存在结构黏性与不确定性。在移民政策下，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同步下行，美国就业市场表现为“不招人，不辞人”。巨额债务高悬与过高资产估值依赖于降息预期，进一步掣肘美联储货币政策空间。当前，美联储内部对中性利率的估计陷入十余年来最严重的分歧，美联储货币政策需要在不断变化的前景判断与风险平衡间“走钢丝”。
未来，美联储独立性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财政主导时代货币政策或更加被动。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鲍威尔试图通过修订《共识声明》捍卫美联储独立性，并为其利率决议以及对于“平衡”的自由裁量权提供制度解释。然而，美国白宫与美联储之间存在一定分歧，冲突焦点从预算支出到政策框架，再到人事安排，政策决议的政治压力加剧。面对2026年中期选举，特朗普坚称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必须是超级“鸽”派，哈西特、沃勒等热门候选人均支持降息。在潜在滞胀风险下，供给侧冲击频繁，结构性问题突出，财政扩张成为主导政策，政府债务持续累积，货币政策不得不迁就配合，短期内行权宜之计，但美联储独立性与美元信用受损将对美国经济发展及全球金融体系带来长期负面效应。
2025年，由AI投资热潮驱动的资本市场繁荣与互联网泡沫时期具有相似的驱动模式和市场特征。一是两者均由颠覆性技术驱动，估值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传统的盈利框架。与互联网泡沫时期资本追捧未盈利企业类似，当前资本市场热衷于围绕大模型、通用人工智能、“机器人革命”等宏大叙事进行定价，忽视了许多AI企业仍处于巨额研发投入、盈利模式模糊的状态。二是市场结构高度集中。2000年，互联网相关龙头公司贡献了纳指的主要涨幅。2025年，美股“七巨头”同样是指数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资金向热点赛道集聚。三是投资者对AI概念的追逐情绪高涨，推升资产价格。此次AI投资热潮中，呈现出散户参与度高涨、杠杆资金入场等特征，反映出资本市场对新技术的高度乐观预期。
与2000年相比，本轮AI投资热潮存在重要差异。一是盈利与现金流基础更扎实。互联网泡沫时期，大量公司尚未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甚至没有盈利，而当前AI基础设施投资主要由现金流充沛、资产负债表稳健的科技巨头主导，其云计算、广告、电商等传统业务提供了“现金牛”，AI投资更多是对既有业务的提升而非纯粹的概念炒作。二是整体估值虽高，但平均水平尚未达到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极端水平。贝莱德发布的研究显示，2000年初，美股四大科技领头羊的两年期远期市盈率一度接近70倍，而当前微软、Alphabet等科技巨头约在20至30倍区间，虽明显高于历史均值，却仍低于互联网泡沫时期的顶点水平。如果AI经营效益在未来数年持续兑现，那么部分股票的高估值可能被盈利增长“消化”。三是货币政策环境不同。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后，美联储处于加息周期，而当前利率下降的概率较大，全球流动性环境尚未有收紧压力。
但是，一旦主要科技公司业绩不及预期、美联储未如预期般下调利率、多头金融机构流动性短缺等事件发生，高估值水平、高市场集中度的市场特征仍可能导致资产价格出现大幅调整。尽管调整幅度难以预测，但考虑到美股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地位，其潜在的价格调整风险不容忽视。第一，全球配置型公募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基金普遍超配美股，若美股出现技术性破位或情绪逆转，基金的再平衡操作可能导致全球股市同步承压，新兴市场可能遭遇资本外流与汇率贬值双重冲击。第二，量化基金、对冲基金等近年大量建立AI交易头寸，一旦股市出现快速重定价，各机构趋同的交易行为极易造成杠杆坍塌和流动性紧缩，放大市场震荡。第三，美股大幅调整将推升市场避险情绪，资金短期内流向国债等安全资产，但也可能引发信用利差快速走阔，甚至波及投资级债券市场。若股市下跌拖累经济预期，美联储政策路径可能再度调整，加剧利率波动和全球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
从需求结构看，黄金的商品属性阶段性弱化，金融属性和货币属性（硬通货）凸显。一方面，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不确定性上升和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的背景下，黄金成为全球投资者重要配置资产。黄金ETF自5月以来连续6个月出现资金净流入，机构投资者增持黄金，避险型交易、资产再平衡策略等多因素强化了黄金的市场流动性与价格弹性，黄金的金融属性凸显。另一方面，黄金重拾硬通货地位，促使各国央行将黄金升级为“战略储备”，成为国际金价屡创新高的重要推动力。特朗普政府所谓“对等关税”政策凸显“美国优先”的政策导向，叠加美国财政赤字不断攀升、长期国债供给压力增加，美债作为安全资产的属性有所弱化，以美国国家信用为基础的美元货币体系面临挑战。黄金成为对冲美元资产风险的重要手段，推动全球官方部门资产配置逻辑出现结构性转变。相比之下，金饰消费与科技用金需求受国际金价飙升影响明显放缓，意味着黄金的商品属性阶段性弱化。
国际金价屡创新高折射出全球资产配置逻辑的转变，在高风险、高不确定性、高波动性时代，全球资产配置从“收益驱动”向“收益与风险平衡”调整。一是地缘政治风险超越传统经济周期因素，成为影响全球资产配置的关键变量。近年来，全球地缘格局动荡加剧，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反复、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均值飙升至139.7，显著高于历史平均值，市场对地缘冲击具有高敏感度。世界黄金协会研究表明，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每上升一个标准差，黄金价格平均上涨约2.5%，说明市场已将潜在地缘风险纳入黄金定价逻辑。二是美元信用基础动摇，跨境资本流向更趋多元化。2025年以来，美国跨境资金波动加剧，新兴市场证券组合资金流入回暖。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10个月，主要新兴市场证券组合投资净流入规模为2851亿美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债券与权益投资净流入分别为2613亿美元和238亿美元，在证券组合投资净流入总额中占比分别为91.6%和8.4%。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美元信用基础动摇的背景下，全球跨境资金流动正加速再平衡，新兴市场在投资回报与宏观稳定方面展现出组合优势，成为国际资金流入的新方向。
美国经历史上最长联邦政府“停摆”，财政收支结构持续失衡，美债扩张从“高容忍度”逐步走向政治与市场双重维度的脆弱不可持续。一方面，2025年美国经历持续43天的联邦政府“停摆”，表面上源于与共和党关于医保补贴等方面的分歧，实际上折射出美国财政规则日益被党派斗争捆绑。政府“停摆”既不能实质性降低财政赤字与债务负担，反而通过拖延预算、扰乱公共服务和削弱宏观政策协调，侵蚀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可信度，美债收益率将嵌入更高的“政治溢价”，市场吸引力下降。另一方面，美国财政收支结构失衡，长期来看无法支撑美债规模持续扩张。截至2025年10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8%。从支出端看，地缘冲突以及全球供应链重构增加生产成本，特朗普移民政策加剧劳动力短缺，共同固化美国通胀黏性，美国中性利率中枢上移，增加美债利息支付压力。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测算，美国财政赤字将从2025年的1.9万亿美元扩大至2035年的2.5万亿美元。美国净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预计从2025年的3.2%增长至2035年的4.1%。从收入端看，美国经济下行风险与特朗普减税政策可能影响财政收入，加大财政赤字与债务发行压力。美国经济增长的债务削减效应难以覆盖内外部收支失衡的债务增加效应，市场对“美国例外论”认知发生转变，美债脆弱性逐步显现。
欧债市场结构性分化，部分国家政局动荡，主权债务风险值得警惕。为应对地缘安全和经济复苏，欧盟财政政策呈现结构性松动，财政状况趋紧。欧盟委员会预测，欧盟一般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从2024年的3.1%上升至2025年的3.3%，并在2027年升至3.4%。德国国债长期被视为避险资产，但在国防与基础设施投资显著上升的背景下，长期债券出现抛售压力，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3.4%，逼近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历史高位。法国财政失衡问题凸显，财政预算削减难度大，2024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高达5.8%。法国总理频繁更换的背后，经济持续低迷，政府财政不可持续性均为重要底层原因。2025年，法国短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意大利同期限国债收益率。葡萄牙、希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主权债务高企，经济增长预期偏弱，叠加国际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存在较高风险，将对欧债市场前景构成挑战。
展望未来，虽然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短期内有望提振经济增长，但高债务与融资成本上升加剧了中长期风险，并可能引发多重外溢效应。美债作为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组成部分，若美债收益率波动过大或美元信用受到质疑，将削弱储备资产安全性与流动性。特别是，如果美国按“海湖庄园协议”设计方案推动美元储备调整，可能对各国带来收益风险和安全隐患。欧债主权债务风险上升，可能通过资产关联引发外溢风险，对此，新兴经济体需要高度关注。
全球政经秩序深度调整，欧元国际地位提升迎来契机。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冲击国际多边经贸体系，2025年美国“例外论”叙事框架面临质疑，美元的信用基石与避险功能随之出现裂痕。作为全球第二大货币，欧元自然而然成为国际资金避险的替代选项之一。“对等关税”政策引发金融市场震荡，美元与美债携手下行，国际资本流向逆转。2025年4月，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出305.6亿美元，欧元区证券组合投资净流入648.4亿欧元。同时，欧洲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强战略自主从呼声到行动。德国历史性松绑“债务刹车”机制，欧盟计划调动8000亿欧元“重新武装欧洲”，财政扩张叠加防务自主，短期内提振欧元市场信心。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调查显示，在资产多元化配置浪潮中，欧元成为最受青睐的货币，16%的受访央行计划未来12至24个月增持欧元资产。全球秩序重塑下美元信用受损，为欧元国际地位提升创造了空间。
然而，欧元收复失地并非朝夕之功，重振全球影响力需要跨越系统性障碍。近年来，欧元国际地位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特别是俄乌冲突后，欧元在国际货币使用的各项指标中平均占比基本维持在19%，较历史高位下降近6个百分点。截至2025年二季度，欧元在全球可识别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为21.1%，与美元相差约35个百分点。欧洲如何将“全球欧元”时刻从机会转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跨越一系列结构性、制度性障碍。一是欧洲经济面临转型困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技术竞争中，欧洲步伐缓慢，市场割裂与投资不足限制创新发展，经济陷入“停滞陷阱”。二是金融市场一体化步履蹒跚。过去十年，资本市场联盟行动计划收效甚微，资金交易仍呈现本土化特征，显著制约了欧元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与国际投融资功能。三是制度架构存在系统性缺陷。近年来，疑欧情绪与极右势力加剧，欧元区内部治理矛盾加深，政治僵局阻碍改革与一体化进程。在“货币统一、财政分割”的制度安排下，欧元难以充足供应安全资产，无法充分替代美元公共产品职责。
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演进，人民币全球影响力将稳步提升。随着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主要国家力量对比变化，过度依赖单一主权货币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美元信誉遭到削弱。欧洲积极把握“全球欧元”时刻，但其系统性缺陷尚不具备足够的制衡能力。当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三大支付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位列第三，在提升国际货币体系韧性、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境内外经营主体对人民币使用的内生需求增加、人民币国际持有与使用环境以及继续优化，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将再上新台阶。
财政收支失衡、主权债务风险上升是推高法国国债收益率的主要原因。2002年至2024年，法国政府赤字率有19年超过欧盟规定的3%上限。2024年，法国财政收入与支出分别为15016亿欧元和16702亿欧元，赤字率达5.8%，高于欧元区均值2.7个百分点。2024年末，法国政府债务规模达3.3万亿欧元，居欧元区首位，占欧元区主权债务总额的24.9%；政府债务/GDP比例为113.2%，在欧元区仅低于希腊和意大利。法国财政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推行多项减税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2017年上台及2022年连任以来，采取逐步取消居住税、削减巨富税、降低企业所得税等减税措施，导致法国税收收入增速趋缓，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由2017年的48.3%降至2024年的45.2%。二是高福利、纾困补贴和军费扩张导致支出膨胀。法国是高福利国家，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长期保持在50%以上。庞大的公务员体系与日益恶化的老龄化问题使财政负担不断加剧。新冠疫情暴发后，法国政府推出向受困企业提供低息担保贷款、延迟收税、补贴员工强制休假等政策，增加了财政消耗。2022年俄乌冲突发生后，法国实施新一轮能源补贴计划，并持续加大国防军事支出。2020年至2024年，法国财政支出年均增速达4.4%，较2015年至2019年均值提高3个百分点。三是利息支出大幅增加。2022年7月至2023年10月，欧洲央行进入加息周期，推高法国国债利息支出成本。2020年至2024年，法国政府的利息支出规模由297亿欧元增至602亿欧元，占财政支出比重在2022年突破3.3%，2024年攀升至3.6%的阶段性高位。随着财政收支失衡程度不断加大、债务规模不断累积，市场对法国国债风险的担忧情绪不断发酵，导致法国国债收益率不断抬升。
法国债务风险与治理困局相互交织，成为拖累法国经济、威胁欧洲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虽然债务问题刻不容缓，但旨在减少财政赤字的预算改革在法国寸步难行。法国“悬浮议会”成为预算改革的主要障碍。在法国国民议会的577个席位中，“新人民阵线”、执政党联盟“在一起”和极右翼联盟“国民阵线席，呈“三足鼎立”态势。由于执政党联盟未获得半数以上席位，法国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必须得到左翼或极右翼联盟的支持。若政府在议会陷入僵局时援引法国宪法49.3条款强行通过决议，左翼、极右翼联盟可联合对政府发起不信任投票，导致政府下台。政治极化背景下党派分歧不可调和是法国陷入治理困局的深层次原因。在国民议会中，主张社会公平与福利、劳工权益保护、加征财富税；极右翼联盟反对延迟退休，反对增加能源税、汽油税，主张削减移民相关住房、教育和医疗补贴；执政党联盟削减财政赤字的核心政策主张则包括延迟退休、加税、减少政府补贴与支出等。社会撕裂、政治极化导致政党分歧难以妥协，是法国陷入债务风险与治理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主权债务风险持续发酵将加剧政局动荡，抑制财政扩张能力，拖累法国经济增长。作为欧盟“双核”之一，法国深陷债务困局将削弱欧元信用，对欧洲金融稳定构成威胁。
欧美大型银行退出净零银行联盟将产生多方面影响。一是全球银行业竞争格局或将重塑。短期内，退出净零银行联盟的欧美大型银行能够更加灵活地将资源投入到传统高回报率项目，预计盈利能力将得到改善，气候相关合规成本和法律风险降低，银行竞争力将有所提升。从中长期看，ESG领域蕴含大量金融需求，坚持净零理念的银行将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未来全球银行业竞争的领军者。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绿色金融的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将在欧美大型金融机构退出后对部分ESG领域融资需求形成补位。
三是全球气候行动进展或将受到一定影响。联合国发布的《202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仅有35%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在按计划推进或取得适度进展，近一半目标进展缓慢，18%的目标甚至出现倒退。欧美大型银行退出净零银行联盟打击绿色金融市场发展，直接影响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美国政府对气候议题的反对态度更是加剧了国际气候政策分歧，导致气候融资规则出现区域性割裂。例如，欧盟强化碳边境税等单边措施，而美国则通过放松监管维护化石能源利益，进一步阻碍全球协同减排进程。
主权债券是一国中央政府以国家主权信用为担保发行的债券，具有安全性高、收益稳定、流通性好等特点。2025年11月，中国财政部在香港成功发行40亿美元主权债券，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发行利率与同期美国国债持平。长期以来，美国国债被视为全球“无风险资产”，其他国家如发行美元主权债券，需要承担更高发行利率以补偿主权信用风险溢价，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发行美元主权债券一般要支付高于同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数十个乃至上百个基点的利差。但本次中国3年期和5年期美元主权债券发行利率均与当日同期限美国国债收益率基本持平，成为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二是国际市场认购踊跃。在低利差下，国际投资者仍表现出强烈认购意愿，总认购金额高达发行金额30倍，5年期债券认购倍数达33倍。同期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多个期限国债，市场认购倍数一般在3倍左右。尽管中国美元主权债券发行规模与美国国债不能直接类比，但高倍数的发行成绩充分说明中国主权债券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国际优质资产。三是超过四成债券由主权类机构投资者持有。各国主权类投资者（如各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等）认购比例达42%，这类机构的投资策略基于长期价值投资，有力彰显中国债券的含金量和国际认可度。
美元主权债券的热销，一方面反映了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韧性和潜力的坚定信心。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与超大规模市场，叠加精准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使2025年中国经济能够有效抵御关税战等严峻外部冲击，表现出超出国际市场预期的强大韧性。这在当前变织的国际环境中成为愈发重要的溢价因素，为中国主权信用提供坚实保障。此外，近年来中国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中国人工智能、新能源、集成电路等诸多产业正实现从技术追随者向科技引领者的大步跨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驱动，为经济增长注入持续动力，也为中国主权债券偿付提供了可持续的长期保障。另一方面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主权债券偿付能力的高度认可。从国际对比来看，中国中央政府赤字率、债务占GDP比重等指标低于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国政府不存在紧迫债务偿还压力。除税收外，中国政府还拥有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能够为债务偿付创造稳定的现金流保障。此外，中国还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为美元主权债券的偿付提供坚实支撑。
美元主权债券的成功发行，对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促进作用。一是拓展了国家财政境外融资渠道。本次发债，为国家财政拓宽了一条高效透明、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境外融资渠道，成为传统境内人民币融资渠道的有益补充，实现了财政资金来源和币种的多元化。发行所募集的美元资金可用于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国家战略。二是有利于形成更加完善的离岸市场国债收益率曲线。美元主权债券发行期限包括3年、5年，发行后存量美元债券期限结构完整，完善了离岸美元主权债券的收益率曲线，将为未来离岸中资美元债的发行提供具有权威参考价值的定价依据，能够帮助中资企业提高发债效率、节约融资成本。三是有利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美元主权债券在香港发行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对于香港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具有促进作用。美元主权债券在港上市，为香港金融市场提供了优质资产，广泛吸引全球资金投资香港市场，巩固提升了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中国与东盟经贸联系愈发紧密，为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稳定性。2002年，中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宣布开启自贸区建设进程，先后达成并实施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于2010年全面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1.0版。2015年，双方签署2.0版升级议定书，并于2019年全面生效实施。2024年，双方贸易额达9823亿美元，比2002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之初增长了17倍。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伙伴，双方高度互补、紧密依存的经贸关系已经成为区域合作的中坚力量。当前国际经贸体系深刻变革，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的签署体现了双方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共同承诺，将为双方及世界各国企业创造丰富的市场和产业合作机遇，为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将促进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以推动开放、互利、包容、合作为目标，适应国际经贸发展新趋势和双方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积极吸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探索制定符合区域经贸合作特点和需要的新兴领域规则。主要升级内容包括九大领域，其中新增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5个领域，覆盖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变革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呈现出区域合作深化的新特征。
一是迈向标准和规制领域的互融互通。伴随中国—东盟自贸区由1.0版向3.0版不断升级，双方合作领域从降低货物贸易关税，到拓展服务贸易扩市场，再到促进规则标准融合，体现了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的发展轨迹。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下，双方建立了各自缔约实践中最高水平的规则体系及合作安排，特别是建立了贸易便利化等“边境上”传统领域和数字、绿色、供应链等“边境后”新兴领域的系统性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双方首次明确在制定自身标准时可参用对方标准，鼓励承认彼此的合格评定结果，共同开发合格评定程序，这将为促进双方标准对接建立制度保障，促进区域一体化大市场建设。
二是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在数字经济领域，双方暂免电子传输海关关税，保障数据跨境流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并推动不同个人数据保护法律框架之间的兼容互认，促进数字基础设施“硬联通”，增强电子发票、电子支付等系统“软联通”，为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政策环境。在绿色经济领域，双方以全球发展倡议目标原则为引领，建立了自贸区项下的全面合作框架，承诺努力消除环境产品和服务相关贸易壁垒，并确立了绿色贸易、绿色投资、循环经济等八大优先合作领域。当前，中国的云计算、物联网、新能源等技术优势与东盟的智慧城市和清洁能源系统建设需求高度契合，未来，区域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